日期：2022-4-14（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一）
19年了，阮在我不曾预想中出现了，那天是我的晚班。阮从车上走下，穿着笔挺的制服，我一眼就认出了他。19年了，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无足无措慌忙逃离的女孩，终于可以坦然的面对他了。
“阮，不记得我了吧？”我笑着问他，歪着脑袋。
“怎么会呢？来个拥抱吧！”他张开了双臂。
我从没有想过，阮会以这种方式来迎接我们的重逢。我笑着转过身去，他的双臂象征性地在我的脖子上圈了一圈，笑声从我的头顶传来。
“你吃饭了吗？如果没吃，我现在就去帮你弄吃的来。”他望着我说。
“吃过了。”我笑了。
“我说的是真的，如果你没有，我马上帮你弄吃的来。”他说。
“真的吃过了。”我注视着他的眼睛说。
“你现在住在哪儿？”他问。
“我住在红星路，是单位集资的房子。”我说。
“爸爸妈妈都还好吗？”他问，离我很近。
“都还好。”我答道，眉角飞扬。
有顾客来了，我迎上去工作，转过头问阮：
“你呢？现在干什么？”
“在盐政上，天天下乡，跑得像猪喘一样。”他笑得很开心。
“你比以前胖了一些。”我仔细地看了他一眼，曾经那样熟悉的脸庞，现在又真实地展现在眼前。
“不会吧。”他笑转了一圈。明亮的太阳灯下，他眼角的几缕皱纹也显现在我的眼前。我又何尝不是一样呢？在同龄人中，他还是很英俊，我还能想象出他从前的样子，草绿色的军裤，白色带绿边的球鞋，那时的他有多大？24岁还是25岁？
“现在这个样子正好，从前太瘦了。”我安慰道。
他又笑开了。
车上的同伴不停地按着喇叭催他上车，他转过头望了一眼，走进车里，转眼又对着车窗朝着我笑，不停地摇手。车子开动了，他还在挥舞着右手。
我目送他所乘坐的车离去。他，像梦一样地来，又像梦一样地去。
（二）
19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渐渐地淡忘了阮，就像淡忘了曾经留在雪地上的足迹。尽管我也曾想过与阮的重逢；也曾想过如果在茫茫人海中与他重逢我是否能够一眼就认出他来；我也想过如果阮骑着摩托车来我工作的地方，我是不是也会叫上一声“阮”，他应该也是会应一声的吧？每一次想象后的答案都是未知的。
最初认识阮是在1990年的初秋，那年他刚从部队退伍。到城里工作，暂时没有房子，他就住在我家门前的一间小屋里。小屋有三间，前两间白天当营业间，后面的那间晚上就是他的房间。他房间的窗户就对着我家的门口。
那年秋天，他就穿着绿军裤，用红字印着部队番号的白色背心，一双带绿边的白球鞋出现在我家里。第一次见到他是吃饭的时候，他到我家自己拿着碗在锅里盛饭。我正纳闷怎么会有陌生人这样不客气地出现了，是父亲告诉我，这是他新来的同事，刚退伍，姓阮。我很少和他说话，他没事也会找我父亲聊天。于是我的视线中又多一个人，他也是除了我的亲戚同学老师之外，唯一认识的一个年轻的男人。
那时的他瘦瘦的高高的个子，每天只要一回家就把录音机的声音放到最大。他喜欢听流行歌曲，喜欢跳舞。每次我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只要听到歌曲响了，不用看也能猜出是他回来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和他说过话。有一天，终于打破了这个沉默。
那天中午的阳光真好，我坐在门前望着远方，门前正对着他的窗户。我把我养的小乌龟也带出来晒太阳了。阳光暖暖的，秋天的树木变成了黄褐色。阮像从前一样径直地绕过我坐的凳子，一声不吭地走进我家，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出来。
“你爸爸呢？”他望着我，问了第一句话。
“不在家。”我望着阳光下在爬行的小乌龟，头也没有回地回答道。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一句呢？”他不解地问道。
我转过头来，严肃地看了他一眼。“你又没说你进去干什么！”顺便白了他一眼。
“这个还要问啊！”作为礼尚往来，他也没有忘记瞪了我一眼。
沉默是金，我记得这四个字，又把目光转向了我的小乌龟。
他悻悻地走了。嗳！这个小伙子有意思！我皱着眉头目送他的背影。
（三）
1991年的我正在上高三，文科班。文科班的女生大多是漂亮的，他们性格或文静或开朗，像一群美丽的白天鹅，而我只是混进这群天鹅中的一只丑小鸭。总是短短的头发，没有一件漂亮的衣裳。性格也似乎是孤僻古怪的，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别的女孩是红花，而我似乎连绿叶都算不上。同班也有一位叫琴的女孩即使走在马路上，也会有不相识的人递上情书，而我唯一收到的一封情书却是别人让我转交给另外一个女孩的。
为了上学我放弃了很多兴趣：文学、音乐、绘画、电影碟机。我还记得高二那个暑假我收听收音机里的歌曲，结果父亲就把电闸关给拉下来了。其实我是走不上大学这座独木桥的，他们比我更清楚，却不放弃这乌托邦一样的梦想。最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连书都不再翻了，学也不再上了。我时常逃课，跑到西山上。西山就在我家的不远处，山的一面面临的是嘈杂的城市，山坡上只有几棵树。另一面却格外的清静，山坡上长着碧绿的青草，春天了还有一丛丛映山红。我独自看山下一汪平静的池塘，看宁静的村庄，看山边的夕阳怎样滑下山岗。就像站在我家门口看夕阳一样。
我也喜欢黄昏，也喜欢站在门口看夕阳，只是短暂地站一下，随后便会被父母叫去念书。也就是1991年的那个秋天，我站在门前看夕阳，我听见一首《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歌。“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我也是沉默的，却不为相思。阮的小屋一直都是有音乐的，都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在那一个瞬间我才想起阮已经在这儿住了一年了。他是我孤独少年时候唯一的一位年轻的男人，原来他离我那么近。近得我坐在家里只要听到音乐就知道他回家了，近得晚上只要我打开门看一看他屋里的灯光就可以知道他睡了没有。
我望着阮小屋的窗口，红木的油漆有些脱落，蓝色的窗纱有些灰尘。我站在靠墙角的门家，只看见那扇窗纱，而窗纱里的阮却可以清楚地看见窗前的我。只有在夜晚当他打开电灯并且打开窗时，我才能看清屋里的一切。
于是就在那年的初秋，在阮掏出钥匙打开门的时候，我走了上去，递给他一封信。我告诉阮我很孤独，高三了，压力大得我都难以承受。我不知道阮会是怎样反应，就慌忙地逃离了。
阮很快就回信了。那个初秋的黄昏，我正在小屋里洗澡。听见阮到我家的声音，屋外母亲热情地告诉他我父亲不在家。阮说他是来找我的。母亲的声音抖然冷了许多。
“她在洗澡，你等着吧。”便没有一句话地走开了。
阮等了一下，我匆忙地洗完澡。他走到我小屋的窗前把信从有铁栅栏的窗口递给我。那是我第一次收到一个年轻男人的信。阮给我的信是用黑色墨水写的，他学着我的样子把字写在信纸反面。他的钢笔字写得很好。曾经听父亲说阮的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回信写了两页纸，时间太久了，我也渐渐地忘了信上写了些什么，只依稀地记得他说他受宠若惊，并且引用了鲁迅一句话：要面对惨淡的人生。他对我说秋风起了，要注意不要着凉。
从来没有男孩这样对我说过话。我所认识的只是学校里的男生，他们的微笑从来都没有为我绽放过。在整个中学年代，阮是唯一对我说过那样一句体贴话的人。我只是一只丑小鸭，一只飞不起来的丑小鸭。
阮却是单位是公认的帅。他年轻，阳光，帅气。我至今还记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夏天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上面用红字印着他曾经部队的番号，绿色的军裤，白色带绿边的运动鞋。于是我也买了一双白色带绿边的运动球。秋天和冬天他喜欢穿黑色的长裤，于是我也总是穿着我唯一的那条黑色的长裤。这样就和他一样了。
但是他和我还是不一样的，他的身边围绕着一些男孩和女孩，而我的身边只有书包；他每天除了上班之外就是玩，而我每天除了上学之外还是上学。那时的他已经在谈恋爱了。他喜欢听歌，喜欢跳舞。他的朋友有很多，男的，女的，总是走进他的小屋。我不知道谁才是他的女朋友。
（四）
19年了，我是想过阮的。想过春天了阮窗前的那棵泡桐树。在梦中我还是总梦见阮拿出钥匙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只是一切都变得模糊了，阮的小屋在梦中也改变了方向，梦仿佛很长，而我能记起的只是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这一细节。因为我曾很多次地站在沿街的院子门口，沉默地看着他他打开房门。
阮的小屋我只去过一次。1991年中秋节的前一夜阮的小屋灯是亮的。窗前坐着他。我绕到他的门前，忐忑不安地敲开了他的房门。他有些意外地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想进来坐坐。他忙把我让进了屋里。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走进了阮的小屋。那是他退伍回来暂时居住的小屋，住在这儿可省去房租。小屋是简陋的：一张小木床，一个床头柜，一盏台灯，一个放脸盆毛巾的冼脸架。
我也没有想好要说什么话。
阮问我多大了，我回答18岁。
门边的墙上挂着他在部队里的军帽，草绿色的，带鲜红沿的军帽。
我问阮18岁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回答在当兵，是陆军。
话还没有说上两句，父亲气极败坏地来了。严厉地让我回答，又责怪阮不该让我进来。我一直都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快就知道我到阮的家里来了。直到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才想起，只要阮打开灯和窗户，站在我家的门口就可清楚地看见里面的一切。
当我在父亲的吓斥下绕过街道走到家门口时，我看见阮小屋的窗是黑暗的。
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阮的房间了。只是时时会沉默地站在门口凝视着阮的窗口。秋天了，阮小屋里的灯光常常在我晚自习回来的时候会亮着；冬天了，阮小屋里的灯光总是在我清晨上学出门时亮着。1991年的雪很大，我依然记得阮的小屋里曾经播放过罗大佑的《恋曲1990》，也记得我沿着冰雪冻结的街道路过他的门前。上学的路有两条，而总我喜欢走那条能路过他门前的路，看一看他屋里的门是关着的还是打开的。
许多年后，隔着时空，我依然能感受到阮小屋窗前那片温暖的灯光。尽管并不明亮，灯光在黑夜里是温暖的。就像阮一样，是我无色青春的唯一的一点亮点，尽管这点亮也是灰色苦涩的。
那次之后，阮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是寄到学校里的。收到信的那晚，班上正在语文考试。不知道是因为复习充分还是心里高兴，那次语文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91分。比历届生还要高。当时班上有九十多个人，没有人考八十多分，就连七十多分也只有几个。年老的语文老师事后问我：为什么进步那么大，考了第一名。我回答：因为心情好啊。
我把阮给我的信压在我的枕头底下，每天晚上临睡之前都会拿出来读一遍再睡。上学也会带着它。有一次信弄丢了，我失魂落魄地沿路寻找，终于在学校的厕所的墙的空隙处找到了它。一定是有人拾到放上去的。信纸很薄，拆看得久了，折叠的地方就也邮了毛边。于是我把牛皮纸裁剪得和信纸一样大小贴在在字那一片的反面。
阮的来信，也是我学习的动力。于是我也开始看书写作业；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衣着，我让母亲帮我买了一件深紫色带胸前白花的夹克，我让母亲帮我买了一件浅蓝色的呢子上衣。冬天下雪了，我也穿着那双球鞋。母亲说那样太冷了，我说不冷。因为下雪天的时候，阮也是穿球鞋的。
站在院子的大门前可以看见阮什么时候回来，我习惯站在大门前等着阮回来。我总是等，一直地等，等到阮回来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才离开。通常当阮在掏出钥匙之前，会朝远处的我看上一眼。
1991年的深冬，小城的雪下得很大。圣诞节的黄昏，我像往常一样站在院子的大门前，看见阮从外面回来了，我走过去，什么话也没有说，递给他一张圣诞贺卡，阮接过贺卡，用沉默地目光望着我，至今我还能想起他当时的目光。
圣诞贺卡上面只抄了一段诗，是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扬），飞飏（扬），飞飏（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五）
19年里，我是见过阮的。那是1992年，阮结婚两年了，那时的我技校没有毕业正在实习。阮骑着自行车，车前的单杠上坐着个小男孩，我想那一定是他的儿子。我站在门前，他路过，停下自行车，朝着我这边张望，我于是侧身向更深的门内站着。站在没有阳光的阴影里，沉默地望着他。
1992年的寒假之后，即使没有父亲和母亲的阻挡我也不会找阮了。因为有天晚上我带着小表妹一起敲开阮的房门时，门里走来的不是阮，而是一个画着浓妆的女人，女人长得很漂亮。她告诉我阮出去了。也许是他的姐姐，也许是他的女朋友。我带着表妹慌忙离开了，从此我再也没有敲过阮的门。
春天了，我也快要高考了。阮小屋的灯没有亮过了。过了不久灯又亮了，可是走进小屋的却是另一个男孩，一个陌生的男孩，。妹妹告诉我阮结婚了，住进去的是阮的弟弟。比阮年轻，也更加清秀，我却从来都没有多看他一眼。对于我来说，阮的小屋空了，在阮走之后。从此不再去听课了，也不再看书。
过了半年，我就离家去外地读技校。原本我是可以调到父亲单位和他成为同事的，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去离家三十里地的小镇上工作。阮远远地离开了我的生活和世界。
父母告诉我阮种种不好的地方，至今依然这样说。我问他们阮现在对他们客气吗？母亲说：“客气，他一直都是很热情。”
我说：“那不就行了吗？他好不好和我没有关系，他对我一直都是好的，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我记得在那个孤独的岁月时，阮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也没有靠近过我。就像他屋里的那盏灯光，是淡淡的温暖。我还记得自己曾经怀着怎样慌忙站在街口等他回来。
“曾经我喜欢的人，都不喜欢我。”我曾经对别人这样解释过我的情感。我以为阮从来都不曾关注过我，我以为阮沉默地离去只是因为我不够好。19年之后，我才知道阮其实也是在乎过我的。
父母依然住在从前的老屋，每次都会遇见阮从前小屋的窗口。窗子已经很旧了。站在门前，我还记得阮窗口从前的那棵泡桐树。一到春天就会发出嫩绿的枝芽，泡桐梧肯长，过不了多久就有一个人多长了。到了五月，别的泡桐树都开始开了淡紫色的花，黄色的花蕊。到了秋天就会结出绿色的籽。
可是阮窗口的泡桐树却从来出没有开过花，从来没有结过籽。因为当它长到一个多高时就会被人拦腰砍去。因为那是工作的地方，一些野草和藤萝都会被扯去。那是一块不能生植物的土地。可是泡桐树却留着根，来年春天，它比从前长得更加茂盛，迎来的还是相同的命运。
自从阮走之后，那棵泡桐树就再也没有发芽了。终有人把它连根拔起了。这样也好，免得总是郁郁葱葱的时候被砍去。
但是这棵泡桐树一起生长在我的记忆里，我还记得那两年的春天，它曾经挺立在阮的窗前，那时曾经有过歌声，有过阳光，有过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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