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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以下无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农村食品安全堪忧

日期:2017-11-14(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都说百姓饮食用药安全是天大的事,但在实际生活中,食品药品监管力量弱、设备缺,与监管地域广、任务重形成鲜明反差。尤其是在广大农村,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按照目前体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只设到县一级,且人员很少,监管能力普遍不足。比如,地处西部的甘肃平凉市华亭县,辖101个行政村,18.4万人口。该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只有19位工作人员,平均每万人仅有1名监管人员。而且全县无一所食品药品检验技术机构,更没有快检车和快检设备。

这并非华亭县独有,全国80%以上的县均如此。而大量的食品药品消费行为发生在农村,乡镇村却没有专职人员和机构负责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百姓饮食用药知识普及,怎么办?记者深入平凉进行了调查采访。

1.

“一专三员”延伸监管手臂

乡镇村干部义务为村民的饮食用药安全把关,并跟乡镇政府签订责任癫痫病手术治疗方法书,年底考核

初冬季节,记者从甘肃兰州出发,驱车300多公里,翻越六盘山,穿过宁夏隆德县,行程6小时来到甘肃平凉市华亭县。

11月21日一大早,记者跟随华亭县食品药品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刚、杜天贵从单位出发,在局门口的汽车站坐上村村通的公交车,前往西华镇西华村。作为全国治疗癫痫病有效的医院是哪家最基层的监管执法人员,日常巡查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记者注意到,他们随身携带的工作夹中有“安全用药宣传单”、“平凉药械安全信用分类管理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记录表”、“‘监督进村社、健康到家庭’社会活动登记表”等。路上,杜天贵电话通知西华镇团委书记李晓坤、西华村的村支书莫凡奇、村主任康文炯、文书张宏霞,让这4人同他俩一起到村民家中帮助清理小药箱,收缴过期药品。“这4个人除了行政职务外全国癫痫医院排名,分别是乡镇食品药品监督专干、村食品药品监管员、协管员、信息员,在当地被称为‘一专三员’,义务做食品药品安全的社会监督员,但都跟乡镇政府签有责任书,年底要考核。”杜天贵说。

到达西华村,“一专三员”已经候在村口,6人一起开始进村入户的工作。在村民马晓军的家,女主人庞红梅很是热情,对两个“大盖帽”并不陌生。

这是一个4口之家,一进门杜天贵就客气地问:“家里有药品吗?”庞红梅拉开抽屉,里面有拆零吃剩的去痛片5片,桑菊感冒片一盒,氨咖黄敏胶囊一盒,维C银翘片3包,金嗓子喉片一盒,999感冒灵颗粒一盒,抗病毒颗粒一盒,D3全能高钙片一盒。杜天贵一边仔细检查药品的批准文号、生产日期、有效期,一边告诉庞红梅:“药品过了有效期就不能吃了,吃了会耽误病情。保存药品要在干燥阴凉的地方,一次别买太多,抗生素吃3到5天就要停药,不能长期大量服用。”说到这里,杜天贵停了下来,反复地看着那5片去痛片,从塑料薄膜上的生产日期看出是2009年4月生产的,依经验他判断,已过了两年的保质期,需现场收缴。杜天贵拿出“‘监督进村社、健康到家庭’社会活动登记表”,在“清理不合格药品”栏中,填写“过期去痛片5片”,并请庞红梅签了字。

接着他拿起“D3全能高钙片”告诉庞红梅:“这是保健品,不能当药品用。”旁边的“一专三员”认真地听着记着。刘刚则拿出“安全用药宣传单”递到庞红梅手中,还拿出随身带着的一块小毛巾,帮着把抽屉擦干净。杜天贵接着说起食品安全的事,但只开了头就示意李晓坤接着说。

李晓坤没有丝毫犹豫:“生熟食品要分开用不同的厨具,腌菜要到正规超市买,防止亚硝酸盐中毒,隔夜炒青菜最好别吃。”李晓坤熟练地说着,并拿出“红白喜事聚餐登记表”叮嘱庞红梅:红白喜事聚餐50人以上的,一定要到村支书那里登记备案啊!旁边的莫凡奇支书拿出随身带着的登记表说:“最近没有,月初刚办过一次300人的白事,备过案,没发生问题。”

离开前,杜天贵问庞红梅对监管有啥意见建议,庞红梅羞涩地说:“好着呢!以前不知药品有效期的事,上次没吃完,下次生病拿来就吃,想不起来看日期,有你们帮着清理,放心、踏实。”

走出庞红梅家,杜天贵告诉记者,西华村有600多户人家,不可能一家一户都走到,平时全靠“一专三员”,他们天天和村民在一起,可随时随地做工作,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送到每户人家。“这些知识城里人耳熟能详,但农村还十分欠缺,亟待普及。”杜天贵说。

2.

把有限的监管力量用在刀刃上

保证最基层对国家各项监管措施和最新政策都能及时了解

步行约两公里,刘刚、杜天贵来到第二站——西华村卫生所,药师王金奎正在给一个小男孩开药。按照检查规定,杜天贵随机抽取了“布洛芬缓释胶囊”,请王金奎拿出进货凭证和进货单位资质证明。该药品外包装上的批号是908,但王金奎几经翻找,只找到同一进货日期、批号为925的进货凭证,无法与实物对上号。在经过详细询问、查找无果的情况下,杜天贵拿出“平凉药械安全信用分类管理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记录表”,在“问题及处理结果”栏中写下:“现场检查发现布洛芬缓释胶囊批号与出库单批号不符,限3日内来县局接受进一步调查。”随即,杜天贵拿出手机,拨打了县药品稽查大队队长禹为公的电话,请他协助到该药的销售单位“平凉国瑞药业有限公司”查实相关的销售记录。

此时已到中午时分,二人正准备在街边小店吃碗面条,杜天贵的手机急促响起,局里电话通知立即回去领新任务,组织协查。原来,这一天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网站公布了2种假药,要求各地加强监督检查。省、市、县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联动,将此信息以最快速度传达到基层。基层执法人员要对登记在册的药品经营、使用单位进行全面通告并协查。对此,杜天贵和刘刚已习以为常:“这是家常便饭,每次国家局发布新的规章或者协查通知等,我们都要第一时间领任务,并根据甘肃省的情况迅速落实。”

杜天贵和刘刚说的落实,是真真切切用腿走出来的。在西华村卫生所,记者看到厚厚一本告知单,里面有不良反应通告、新的药品监管措施、假药协查通知等等,每一份都有监管对象和监管部门送达人的签字,保证最基层对国家各项监管措施和最新政策都能及时了解。

杜天贵和刘刚离开后,记者和莫凡奇支书聊起来。说起入户宣讲等义务工作,莫凡奇说:“现在好多了,以前村民不理解,工作很难做。”比如,收缴村民的过期药,村民会说,药是用自己的钱买的,咋能说收就收?再如,对食品安全的知识普及,村民说,村干部又不是国家正式的监管人癫痫病的危害员,没权这么做,很不配合。“但是只要你坚持,时间一长,村民就会感受到,确实是为大家好,吃饭治病有人牵挂,很难得。”以前在甘肃农村,走村串乡兜售药品的游医药贩很多,村民称为“药当”。现在,有义务的监督员、信息员帮助村民盯着,让这些人提供正规的进货凭证和经营资质,“药当”拿不出,监管员就不让进村。久而久之,“药当”没了生意,就不再来了。村民有个头疼脑热的,都知道到村诊所就医开药,减少了健康隐患。

说起困难,莫凡奇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商品种类多了,但市场监管没跟上,很多假冒伪劣商品都到农村来了。他建议,还是要从生产和批发等源头狠抓,否则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工作都要基层来做,基层人员又缺少专业知识和技术设备,难免出问题。

3.

“谁敢砸老百姓的饭碗,我就砸谁的饭碗”

科学界定执法监管与社会监督,对食品药品安全实行一票否决制

“量大、面广、点多、分散的城乡市场,以及食品药品安全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借助社会力量,加强社会监督,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必然路径。‘一专三员’就是一种加强社会监督的尝试。”甘肃平凉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尹健飞说。

甘肃平凉是古丝绸之路必经重镇,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比例达87.5%,是一个农业大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状况不能决定食品药品监管的状况,任何地方都不能以经济落后为由降低监管标准。”甘肃平凉市副市长李生发强调。

人、财、物都欠缺怎么办?“科学界定执法监管与社会监督的功能定位,建立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相互补充、相互依托的综合治理机制。”李生发说,庞大的食品药品市场,必须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关注、协助食品药品监管,形成城乡一体化监管模式,实现监管服务均等化,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目前,平凉市“一专三员”总数达4135人,构成一张自上而下的网络,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让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基层农村的情况“听得到、看得见、管得住”。

西华镇食品药品专干李晓坤感慨:“现在的乡镇干部真不容易当,老百姓的吃吃喝喝都得操心,还有政策信息的上行下达,科学知识的普及,都对乡镇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过去,在农村,举报别人是件得罪人的事,通过建立监管网络、宣传教育,大家认识到,管这个事确实是在给大家做好事,群众很支持也积极参与。”信息员西华村文书张宏霞说。

“有了‘一专三员’,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就可以把极为有限的专职监管力量投入到重点监管环节,即涉药单位如药品生产、批发企业、医疗机构等,提高监管频次,实现动态监管。”尹健飞说。目前,平凉基本实现了“1246”的监管频次:对村级涉药单位监督检查每年必须达1次以上,乡镇所在地涉药单位2次,县城以上4次,药品生产、批发企业以及大型医疗机构6次以上,以实现管住源头的监管目的。

杜天贵一边翻阅他的巡查记录,一边告诉记者:“监管人员所到之处,所有工作要一把抓,治理有明显问题的药械要一次清,所有违规问题要一次解决,不留隐患和死角。”

“制度建设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责任落实到位,对食品药品安全实行一票否决制。”李生发说,加强责任考核制说白了就是“谁敢砸老百姓的饭碗,我就砸谁的饭碗。”华亭县副县长晋尚清举例说:“如果哪个乡镇发生了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该镇全年所有工作不得参与表彰奖励的评选,对书记镇长不考虑提拔,还可能被约谈、被调整岗位。”

平凉探索的以责任体系为依托、以农村药品监督网和供应网为基础、以政府监督为主、“一专三员”等社会监督力量为辅助的齐抓共管模式,从政策、制度、机制方面,为保障城乡食品药品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平凉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食物中毒,也没有发生药害事件。”尹健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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